保险重要吗

具有法人格的国家对内是国家机关管辖权秩序的出发点，对外则作为私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最终归责点。

他们认为，封闭的或无漏洞的并非法律条文，而是条文背后的概念金字塔。并且由于内部无矛盾这个最小体系性的要求，未发现之规范似乎必然呈现出xd、xe、xf的特点。

由于后面这些部门法并不存在完备价值，而只能将宪法作为假总则，因此将它们统统视为与宪法同一类别，至少不存在基于完备价值的反对意见，所以它们可被整体上叫做公法，即公法是由宪法这个法典加上所有非法典的法律所组成。[11]应松年：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第9页。二是它以能够（通过提起公因式）获取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条件，这是法典化的事实条件。在这个一般理论面前，民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、环境法之类的部门法划分，并不构成法典化的真正困扰。只不过，宪法此时仍不应采取以自身之规定做判断标准的积极介入方式，因为这等于同时否认所有相关的完备价值。

之所以应由宪法来处理，是因为冲突各方均属自足的完备价值，由任何一方给出处理方案，都难免有否定对方价值自足性的效果。这就是为何由此激发出来的法典化想象，是关于所有部门法的。摘要:  伴随着《民法典》通过，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几乎涉及所有部门法的法典化运动，它们基本上遵循民法典的法典=体系性+法律总则的模式，并认为自己在体系性与法律总则两个方面并无困难。

（一）价值完备性的两个线索 1.边沁的法典理论 除了欧陆传统的法学家之外，身处另一法域的边沁，也是法典化的极力鼓吹者。如果还将原则视为特定价值在实在法上的规范表达，[47]那么总则将由分则之共同规定与价值这两个部分组成。[66]所以，我反对刑法属于公法的看法，而是认为它是与公法、私法并列的第三种类型的法律。一旦只有被《刑法》明文规定的才是犯罪，那么对刑法的理解和适用将只及于《刑法》本身，这势必会主张刑法的封闭性，禁止类推就是其在实在法上的最明显表现。

两者结合而成的结论是：拥有完善体系性的部门法，只有法典化的必要性。第三种情形最不利于法典化，即本法由各种性质不同的异类规范组成，并不存在特定数量的同类规范。

现可将由此抽象出的法典一般理论表达如下：法典=体系性+法律总则。[23]简单说，完备的意思是：本部门法规范均已发现完毕。[6]See John Gardner, On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riminal Law, in Anthony Duff(ed.), Philosophy and the Criminal Law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p.206-207. [7]参见王利明，见前注[4]，第3-4页。但这个意义并非为法典所独有，作为成文法的单行法也应如此，那么法典化的独特意义在哪里？理论上讲，对单行法而言，以形成新共识的方式来改变其内容，并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限制。

但对从属于不应法典化的单行法却不受此限制，只需将体系性理解为理性化即可。然而，这种体系性观念仍有缺陷：既然所有法律部门均需区别本法与他法，这在理论上仍蕴含所有部门法均可法典化的错误结论。但这个推论仍有缺陷：如果它是必然的，完备体系性就成为不必要的条件，因为这等于说，本法规范必然拥有x性质，无论它是否已被发现。既然法典所要求的体系性，是一种关于本部门法的体系性，且本部门法本身就蕴含着本法与他法的区别，所以它就必然包含将本法与他法区别开来的内容。

所以，无论立法机关怎样修正刑法条文，它都不能废除罪刑法定的价值。[66]至于那些无法法典化的部门法，基本上都是按照内容上的不同而做的划分，常见的如行政法、经济法与环境法。

[3]陈爱娥：法体系的意义与功能，《法治研究》2019年第5期，第55页。注释: [1]参见（德）K.茨威格特、H.克茨：《比较法总论》，潘汉典等译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12-214页。

如此一来，一旦特定部门法具备这种完备的体系性，它就应被表达为法典。它主张，只应从法学的体系、概念和定理中推论出法条及其使用，诸如宗教、社会和学术这些外于法学的评价和目的，均不具备创造或改变法律的力量，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：既存的法秩序始终是一个由制度和法条组成的封闭体系，其独立于生活关系的社会现实之外。最明显的例子，就是人性尊严的终极价值。[14]参见张翔：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，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9年第1期，第26-27页。但这种看法明显成问题。因为，一旦特定部门法是完备且自足的，就表明专属该部门法的所有规范已发现完毕且内部无矛盾，于是提取公因式不但有明确的对象范围，而且提取结果的可靠性也有充分保障。

最后，对不具备完备价值的部门法而言，并不是说它不蕴含任何价值，它通常蕴含多个价值。但由于应法典化之部门法必然拥有完备价值，那么此类部门法一定是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部分，于是法体系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，它一定是破碎化的。

所以，单行法的价值不完备，不但经常不是缺陷，反而应被视为明显的优点。尤其是，经过那些被称为潘德克顿学派的萨维尼继承者们的持续努力，最终形成以总则为统领、总分则相结合的基本体例，并成为多国法典编纂的典范。

[7]公因式本身是个数学概念，指的是多项式中各项均含有的相同因式，如果用数字来表示，它就是各项系数的公约数。问题是，到底哪些部门法应当法典化？概念讨论无法给出答案，这需要仔细考虑法典化的基本条件。

无论行政法学者最终找到的理由多强大，它都不足以跨越宪法和法治早已划下的红线。所以，无论是边沁的功利原则，还是自由、平等这类具备普遍性的价值，都无法充当法典化的合适理由。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一步，制定行政法总则。除非该完备价值要求规范必须封闭——例如罪刑法定原则，否则本法仍将具备开放性。

即使宪法未做此重述，该价值的自足性仍不可否认。所以，对任何特定法律而言，并不是它既可以表达为法典、也可以表达为单行法，而是说它只能被表达为法典或单行法。

由此，虽然单行法与特别法都是区别于法典的成文法，但它们概念上的差异极为明显：特别法从属于应法典化之部门法，且与法典并列。因为宪法必然拥有的最高法地位，使得它能够与所有其他部门法发生性质上的必然关联。

另一方面，对同一部门法而言，单行法与法典是相互否定的概念，这意味着法典与单行法（集合）在领域上是重合的。然而，由于前面关于法典理解的限制性条件，边沁这个理论看起来就应当被放弃：一方面，这种几乎包括所有部门法的万全法典，一定是诸法合体、民刑不分的。

[15]择其要者，一旦一国实在法体系撤除借法律分类树起的藩篱，以下恶果将无法避免：其一，由于宪法为纲，这会使所有法律诉讼均有宪法诉讼的味道，于是宪法不但因饱受海量普通诉讼的不间歇挑战，失去本应有的稳定性与权威性，而且它更无力承担回应社会重大争议的本职工作。[11] （二）两个困难 1.所有法律现象均能法典化吗？ 现请将上段表述中的行政法，替换成你所能想到的任何部门法，它还会成立吗？毫无疑问，因为任何部门法都无法抗拒体系性要求，也无法否认本法中存在原则。不过，如何将因完备性价值而独立的诸部门法结合在一起，仍然只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内容。[43]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将法律从不可知的普通法中解脱出来，将民众从法官依据普通法做出的专断裁判中解脱出来。

显然，其中所蕴含的价值，一定不是功利原则这种可适用于所有部门法的价值，它必然是某种只支持特定部门法之法典化的特殊价值。而且，当它需要被表达为法典时，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更好，而是因为它只能或应该这样被表达。

具体来讲，由于此时特定单行法必须证明自己的管辖是妥当的，但却无完备价值来做凭借，就只能寻求宪法上的根据。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，提取公因式将会导致总则与分则的双重不完整，它们必须结合起来才能适用，但价值本身却是完整的。

于是，以行政法、经济法与环境法为代表的部门法学界的法典化热情逐渐高涨，一场几乎全部门法的法典化运动正蓄势待发。尽管单行法可如法典一样，归纳出分则之共同部分以形成总分则结构，但却无法获得完备价值。